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这是江泽民同志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１日与军队高级干部研讨班学员座谈时，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所作出的深刻阐述。深入研究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巨大变化，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三个代表”这样一个伟大思想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一

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出现了深刻的变动，社会主义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各种严峻的困难和挑战。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国际环境，即世情。
      冷战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国际形势总体上由紧张转为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但是矛盾复杂多变，世界并不太平。由于历史积怨、格局转换、民族矛盾、宗教对立、力量失衡、外部插手、资源纠纷、武器扩散等因素而导致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并一度出现增多的势头。

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自从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从美苏争霸的“两家人”向“多家村”变化，从美国拍板定音的“家长制”向“群言堂”变化。可是，多极化发展趋势是曲折的，多极与单极的斗争十分激烈。美国人不想也不愿看到这种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美国的决策者和一些仍未放弃冷战思维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可与美国相匹敌的对手。只要美国愿意，它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世界；只要美国希望，它就可以调动起全世界的舆论。它推出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美国的目标是领导整个世界，决不允许出现向它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他们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强大起来，继续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前几年，他们害怕中国实力增长太快，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便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今年以来，他们诬蔑中国统计造假，极力炒作“中国崩溃论”。

经济全球化也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逐渐弥合，整个世界呈现了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周期性高涨等新形势。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趋向直接流动和配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使传统经济活动走向全球化，而且带动了政治、思想、文化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和冲击。与此相应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也日趋挣脱原来的地理界限，逐步为全球所拥有。事实表明，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我们来说，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继续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说，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弱势地位。落后的现实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它们经济落后，不健全的国内体制、制度又相对脆弱，缺乏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而积极的举措，但是，面对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国际形势，如果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对策，就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陷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世界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抢占科技这个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高素质人才的竞争。”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特点：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革命来势迅猛，高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二是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国际间科技、经济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产业技术升级加快，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科技、经济越来越趋于信息化、全球化。三是科技革命创造了新的技术经济体系，产生了新的生产管理和组织形式，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四是各国更加重视科技人才、教育的基础作用。这些都说明，未来世界将是以知识与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全球为市场的时代。它将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构成、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取向等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将对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新的课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目前仍处于低潮；国际上一些执政时间很长的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个中原因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入认识。江泽民同志在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４日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指出，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等一批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而到了２０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遇到了严重挫折。他指出，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进程，向人们、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世界社会主义的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究竟为什么会解体？具有几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失去政权？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辟光明的未来？把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清楚了，我们党就会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更好地领导人民在新的世纪谱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二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国内环境，即国情。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等等，取得了很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这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第一，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员、群众基本上都在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门或单位中工作，党的组织和领导主要通过从上到下组织严密的部门和单位来实施。现在，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之外，出现了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领域。很多人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就业，不少人自谋职业。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与基层组织的关系也与过去不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在就业和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的自主性、灵活性比过去大为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党的领导更加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广泛领域，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二，我国工人和农民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在就业、分配等方面出现了多样性。既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工，也有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作的职工；既有在技术、知识、资本密集的企业工作的职工，也有在劳动密集的企业工作的职工；还有相当一部分困难企业的职工和下岗职工。农村除部分农民继续务农外，也出现了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职工、专业户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部分地区农村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应当看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劳动性质、就业方式、收入分配等条件的变化，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的群众的具体利益又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０年的０．３３不断增大，到１９９４年就突破警戒临界点０．４，目前已超过了０．４５。这就是说，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个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有效实施的重大问题。

第三，全国私营企业发展很快。截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国私营企业突破２０２万户，从业人员２．７亿人；共创产值１２３１６．９９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５７７．２１亿元，增长１４．６９％。无论从经济实力上看还是从人数看，分量都不轻。从前后几年的比较上看，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的势头非常明显。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在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切实把这些领域的群众团结和组织在党的周围；如何在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它们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增强竞争力。

第四，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利益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群众产生不同的利益要求也是不可避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显著改善，因而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改革又是一种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化了资源配置方式，使社会财富得到更快的增加，有的地区、部门和个人可能先富起来。产业结构的剧烈调整会导致技术落后、产品缺乏市场的企业被淘汰，一些职工可能因此而下岗。另外，由于法制和法规的不完善、不健全，一些人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额外收入，甚至侵吞国有财产，偷税漏税，进行权钱交易等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要求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保证和满足群众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要求，也要求党更好地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把全国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

三

 经过８０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国际国内广泛深刻的变化和党内外千头万绪的问题，需要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党内环境，即党情。

首先，中国共产党面临艰巨的历史任务。经过长期的发展，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江泽民同志在“５·３１”讲话中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阶段。全党和全国上下要抓住机遇，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其次，党员队伍的数量和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是由一个当初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为领导１３亿人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全国党员的数量由３５００万人发展到６６００多万人，平均每年净增１４６万人，现有党员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５．２％。二是党员队伍的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战争年代，党员７０％以上是农民出身；建国后，工农成分的党员也占了党员队伍的绝大多数。而进入新时期后，一些非工农职业的劳动者、企业管理人员甚至一些以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人也开始加入党的组织。三是党员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党员的经济地位大致相同，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高收入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另一方面，社会贫困阶层仍然存在，而在这两个社会阶层中都有许多党员。四是过去党员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而现在党员的文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些都为我们如何保证党员的质量和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提出了重大而又现实的新课题。

再次，党的干部队伍正在进行整体性新老交替。不仅新中国成立前成长起来的干部，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党培养出来的干部，都将陆续退下来，一大批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要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与２０年前相比，干部队伍的平均年龄降下来了，文化程度提上去了，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４０岁上下的年轻干部，一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但还不够系统、扎实。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不少了解，但还不够深入、广泛。他们也经受了一定的党内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锻炼，但还不够全面、严格。也就是说，这一代年轻干部，还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扎实功底，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系统了解，缺乏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因此，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关键是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能否实现。

第四，党执政时间越长，越要十分警惕党的执政地位可能带来的影响。这是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的问题。他说，“越是执政时间长了，越要抓紧党的自身建设，越要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管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他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又说，“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历史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从根本上说是由其阶级本性决定的，而无产阶级政党丧失政权，主要是由其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以及忽视党的自身建设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持续执政５０多年，也同样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这个考验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二是容易滋生和积蓄既得利益。三是容易出现权力失控现象。四是容易失去生机和活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持续执政，就是因为能够与时俱进，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在新的世纪，只要我们把６６００多万党员、５０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队伍教育管理好，从固本强基入手，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党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不同场合，从不同方面严肃地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并把它们集中归纳为三个“相当不少”，即“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也相当不少，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相当不少”。比如，在理想信念问题上，确有一些人淡漠甚至动摇、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还有些人公开主张私有化、多党制，等等。以上情况说明新形势下高度重视并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建设，是一个直接而重大的现实问题。一部世界政党的发生发展史告诉人们，一个执政党不管它的资格多老，如果不能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列，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丧失先进性，人民就会把它抛弃。资产阶级或民族主义执政党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是如此。就此而言，有着８０多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一旦失去了她应有的先进性，其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领导资格迟早会丧失，世界历史舞台也就没有她的地位。怎样有效地解决这个重大的时代性问题呢？我们党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经过长期思考和深入调查研究，毅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迎接新挑战，开创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总之，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诞生，不是哪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是由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所决定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时代提出的许多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实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和逻辑必然。

作者: 秋 石（执笔：林建公）

出处:《求是》（2002.21）